第七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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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陸歸延被李富貴從被窩裏拎出來的時候非常的不滿，“你幹什麽，我一直吐到半夜，這剛睡一會你又要幹什麽。”
“我要奉孫子為至聖先師，應該怎麽辦？”
“你不能明天問嗎，明天再說。”
“不行，就要現在問，反正你已經醒了，這會肯定暈船暈的又睡不著了。”
“好，好，算我怕了你了，你簡直不是人，要奉孫子為至聖先師？只需要把孫子的牌位供上再加個至聖先師的頭銜，每逢節日你帶著軍官拜祭就行了。你是帶兵的，拜孫子當然沒有問題，但是至聖先師是孔子，你硬要加到孫子頭上恐怕不太好，不過那些儒生大概不會和你一般見識，恐怕也就是把這事當作你的又一個笑話。你為什麽要把孫子捧那麽高呢？”
“我要為孫子兵法寫個解，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明天你來幫我，今天太晚了，我先回去睡覺了。”說著李富貴轉身朝前艙走去。
“混蛋。”陸歸延尖叫一聲把枕頭扔了出去。
以李富貴的文學功底想要著書立說還差的遠，所以第二天他只是把自己的各種想法倒出來，陸歸延邊聽邊問，打算等到陸歸延完全弄懂了李富貴的想法再動筆。
兩個人的討論持續了一天，反正船上也沒有別的什麽事情，最後兩個人完全都沈迷到這些念頭裏。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你的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總結起來就是‘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是不是？”
“差不多，難道有什麽不對嗎？你去數數孫子兵法上有多少個‘利’字。”
“他是一本兵法當然要言利，可是如果做人、治國也利字當先不妥當吧？”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打仗是這樣，難道治國就不是這樣嗎？”
“仁義都不講的話，不怕人民道德淪喪嗎？”
“現在大家都是滿口仁義，難道人民的道德就很好嗎？”
“講仁義都這樣了，如果不講不是更遭嗎？”
“不見得，首先從儒家這方面說，儒家理想的仁義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東西，你用它來約束百姓會有反效果，就是產生假仁假義。兵家言利，‘智’字為先，在這裏並不是不講仁義，但是仁義要服從智，智則為利服務，也就是說仁義不是絕對的，有好仁，也有壞仁，符合我們利益的就是好仁，我們就應當大力宣傳，不符合我們利益的就是壞仁，我們可以當它不存在。這種仁義對講仁義的人有好處，推行起來自然就更容易，而且大家也是真心的。”
“可是現在整個國家物欲橫流，如果在大張旗鼓的言利，會不會更糜爛呢？”
“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中國人對錢的癡迷的確太厲害了，社會上許多問題也的確是與此有關，但我不認為這是功利主義的錯，實際上我覺得這是因為一方面是仁義道德定得過高使人無法真正的遵守，所以幹脆都不遵守，即好像犯過法的人很容易再次犯罪，一個人如果必須經常違反某些道德，那麽其他的在他看來也就不會那麽神聖了，所以我們的仁義道德的標準不必強行定得那麽高，畢竟我們還處於初級階段（唉，順嘴就說出去了），不如先制定一些有好處的道德標準來實行。另外拜金主義產生這麽大危害我認為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們大清人目光短淺，兵家言利，這個利並不是光指現錢，這裏長利、短利、實利、虛利、公利、私利等等，兵家所主張的是把這所有的利都列入計算，我覺得這樣反而可以把現在的社會風氣扭轉過來。商人言利，士人言義，可是你看現在商人雖然逐利但是對信用等道德標準還是很看重的，可是士人又如何呢？”
看到陸歸延陷入沈思，李富貴又接著說道：“舉個例子說吧，你說說寡婦守節有什麽好處？算來算去沒有一方最後能從這件事情上得到實惠，雖然我們這裏有虛利一說，但是虛利最終是會轉化為實利的，這就是無利之義，結果怎麽樣呢，老百姓是怎麽說的？寡婦門前是非多，對不對。而我們知道朋友有通財之義，這就是個好義，為什麽呢？一方面加強了社會的保障，每個人都不至於摔一跤就一輩子爬不起來，於己於公都有好處，第二呢，使得民間更容易籌措資金，你也在生意場上混過，應該知道這樣社會投資就會更旺盛，這樣的義我們就要提倡，不過仍然要受制於智，怎麽說呢？救急不救窮你知道吧。”
“那你有沒有聽說過聰明反被聰明誤？”
“這裏我需要做個解釋，利益是兵家的終極目標，而智則是終極手段，所以在排除像運氣這樣的不可測算的因素後，在兵家看來任何導致最終利益受損的行為都是不智，也就是說沒有被聰明誤這一說，他吃了虧就是因為他還不夠智慧，對利益的計算不全面，眼光不夠長遠。”
陸歸延猛地把頭擡起：“你如果能用你的道理把民族大義解釋清楚，我就信服你，說說文天祥吧。”
“文天祥啊，解釋他有點困難，岳飛怎麽樣？不行？不能討價還價？好，好，就文天祥，我可先聲明啊，那段歷史我不是特別的熟，再說兵家的理論又是剛剛才想出來，所以難免會有些錯漏，首先，在文天祥那個時候，南宋已事不可為，這一點必須承認，兵家作分析的時候客觀是極重要的一條標準，那麽文天祥的寧死不降有哪些利弊呢？中國被蒙古人占領之後，我們漢人的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且由於人分四等所以還要一直損失下去，可是只要我們不是真心屈服了我們就還有機會把這些利益奪回來，而文天祥的寧死不降恰恰激勵了這種精神，最後實現了我們民族的大利，兵家言利只有大小之分沒有高低之別，也就是說公利不一定就高過私利，像這種為了其他人的大利放棄個人的小利的人我稱其為高尚，為了其他人的小利而放棄自己的大利的人我稱其為愚蠢。”
“能舉個愚蠢的例子嗎？”
“太多了，就還是從忠義上說吧，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難道他們不忠義嗎，好像你們儒家對他們兩個的評價也不是太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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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奉孫子為至聖先師，應該怎麽辦？”
“你不能明天問嗎，明天再說。”
“不行，就要現在問，反正你已經醒了，這會肯定暈船暈的又睡不著了。”
“好，好，算我怕了你了，你簡直不是人，要奉孫子為至聖先師？只需要把孫子的牌位供上再加個至聖先師的頭銜，每逢節日你帶著軍官拜祭就行了。你是帶兵的，拜孫子當然沒有問題，但是至聖先師是孔子，你硬要加到孫子頭上恐怕不太好，不過那些儒生大概不會和你一般見識，恐怕也就是把這事當作你的又一個笑話。你為什麽要把孫子捧那麽高呢？”
“我要為孫子兵法寫個解，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明天你來幫我，今天太晚了，我先回去睡覺了。”說著李富貴轉身朝前艙走去。
“混蛋。”陸歸延尖叫一聲把枕頭扔了出去。
以李富貴的文學功底想要著書立說還差的遠，所以第二天他只是把自己的各種想法倒出來，陸歸延邊聽邊問，打算等到陸歸延完全弄懂了李富貴的想法再動筆。
兩個人的討論持續了一天，反正船上也沒有別的什麽事情，最後兩個人完全都沈迷到這些念頭裏。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你的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總結起來就是‘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是不是？”
“差不多，難道有什麽不對嗎？你去數數孫子兵法上有多少個‘利’字。”
“他是一本兵法當然要言利，可是如果做人、治國也利字當先不妥當吧？”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打仗是這樣，難道治國就不是這樣嗎？”
“仁義都不講的話，不怕人民道德淪喪嗎？”
“現在大家都是滿口仁義，難道人民的道德就很好嗎？”
“講仁義都這樣了，如果不講不是更遭嗎？”
“不見得，首先從儒家這方面說，儒家理想的仁義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東西，你用它來約束百姓會有反效果，就是產生假仁假義。兵家言利，‘智’字為先，在這裏並不是不講仁義，但是仁義要服從智，智則為利服務，也就是說仁義不是絕對的，有好仁，也有壞仁，符合我們利益的就是好仁，我們就應當大力宣傳，不符合我們利益的就是壞仁，我們可以當它不存在。這種仁義對講仁義的人有好處，推行起來自然就更容易，而且大家也是真心的。”
“可是現在整個國家物欲橫流，如果在大張旗鼓的言利，會不會更糜爛呢？”
“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中國人對錢的癡迷的確太厲害了，社會上許多問題也的確是與此有關，但我不認為這是功利主義的錯，實際上我覺得這是因為一方面是仁義道德定得過高使人無法真正的遵守，所以幹脆都不遵守，即好像犯過法的人很容易再次犯罪，一個人如果必須經常違反某些道德，那麽其他的在他看來也就不會那麽神聖了，所以我們的仁義道德的標準不必強行定得那麽高，畢竟我們還處於初級階段（唉，順嘴就說出去了），不如先制定一些有好處的道德標準來實行。另外拜金主義產生這麽大危害我認為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們大清人目光短淺，兵家言利，這個利並不是光指現錢，這裏長利、短利、實利、虛利、公利、私利等等，兵家所主張的是把這所有的利都列入計算，我覺得這樣反而可以把現在的社會風氣扭轉過來。商人言利，士人言義，可是你看現在商人雖然逐利但是對信用等道德標準還是很看重的，可是士人又如何呢？”
看到陸歸延陷入沈思，李富貴又接著說道：“舉個例子說吧，你說說寡婦守節有什麽好處？算來算去沒有一方最後能從這件事情上得到實惠，雖然我們這裏有虛利一說，但是虛利最終是會轉化為實利的，這就是無利之義，結果怎麽樣呢，老百姓是怎麽說的？寡婦門前是非多，對不對。而我們知道朋友有通財之義，這就是個好義，為什麽呢？一方面加強了社會的保障，每個人都不至於摔一跤就一輩子爬不起來，於己於公都有好處，第二呢，使得民間更容易籌措資金，你也在生意場上混過，應該知道這樣社會投資就會更旺盛，這樣的義我們就要提倡，不過仍然要受制於智，怎麽說呢？救急不救窮你知道吧。”
“那你有沒有聽說過聰明反被聰明誤？”
“這裏我需要做個解釋，利益是兵家的終極目標，而智則是終極手段，所以在排除像運氣這樣的不可測算的因素後，在兵家看來任何導致最終利益受損的行為都是不智，也就是說沒有被聰明誤這一說，他吃了虧就是因為他還不夠智慧，對利益的計算不全面，眼光不夠長遠。”
陸歸延猛地把頭擡起：“你如果能用你的道理把民族大義解釋清楚，我就信服你，說說文天祥吧。”
“文天祥啊，解釋他有點困難，岳飛怎麽樣？不行？不能討價還價？好，好，就文天祥，我可先聲明啊，那段歷史我不是特別的熟，再說兵家的理論又是剛剛才想出來，所以難免會有些錯漏，首先，在文天祥那個時候，南宋已事不可為，這一點必須承認，兵家作分析的時候客觀是極重要的一條標準，那麽文天祥的寧死不降有哪些利弊呢？中國被蒙古人占領之後，我們漢人的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且由於人分四等所以還要一直損失下去，可是只要我們不是真心屈服了我們就還有機會把這些利益奪回來，而文天祥的寧死不降恰恰激勵了這種精神，最後實現了我們民族的大利，兵家言利只有大小之分沒有高低之別，也就是說公利不一定就高過私利，像這種為了其他人的大利放棄個人的小利的人我稱其為高尚，為了其他人的小利而放棄自己的大利的人我稱其為愚蠢。”
“能舉個愚蠢的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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